从北京到牛津，思辨始终引领我前行 

陈曼婷（简阳中学10高10班校友） 

我是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三年级的学生，也是牛津大学辩论社的成员。今年是我开始英语辩论的第八年。最近两年，因为学业繁重的任务和未来发展的压力，我已经很少再涉足辩论圈。

仔细想想，这其实是个有意思的悖论。我会选择今天的道路，辩论功不可没。但忙忙碌碌走到今天，突然惊觉辩论已经淡出我的生活了。

辩论就像一个孵化器，一个引路牌。它的重要性不在于“不可或缺”——没有孵化器引路牌，小鸡可能还会破壳而出，人也可能还会走上正确的路，只是多花些时间。

辩论最独特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你最懵懂的时候教会你思考，给你最自由的环境，让你有能力内审和外审，从而找到那个拥有独立人格的，可以一个人勇敢走下去的自己。这点你没法写在简历上，但却比量化在简历上的条条款款更让你获益匪浅。

第一次接触

和辩论的第一次接触其实是个有点好笑的乌龙。当时我刚进入北京语言大学读大一。社团招新会的时候，为了让那时还不怎么为人所知的英语辩论社显得人气更旺盛，辩论社我的一个老乡学姐硬是把我拉去填了入团表。她承诺，只要我去第一次社团活动，听一个学长学姐的表演赛就可以。我想着反正就去一次，之后还能再选择真正心仪的社团，就非常无奈地去了。

现在我已经想不起那天学姐学长的表演赛说了些什么。但是在后来训练一直不顺利，比赛一直不出成绩的时候，我一直提醒自己记得第一次看表演赛的时候想成为优秀辩手的初心，慢慢就熬过来了。

那时候英国议会制辩论刚刚进入中国不久，一切都方兴未艾。我们属于头几批小白鼠，很多东西要自己去摸索。国内的比赛很少。学校也不怎么支持我们的活动，不提供资金让我们出去比赛，我们自费出去比赛得了奖也没有奖励或者附加分。校内选代表学校的辩手，学校请的裁判就是几个英语系的老师，评判标准只有一条，“英语好”。很多时候，我们每周的常规训练都凑不齐八个人（英国议会制辩论一场比赛的标准参赛人数），只能做四人辩论。

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热爱辩论的。资源少，我们就一起泡在图书馆里看学校订的经济学人，反复回放学习手上有的世界知名辩手的辩论视频。

印象很深的是2005年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决赛的视频。参赛选手有我最喜欢的两个辩手：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Victor Finkel和英国牛津大学的Will Johns。辩题是“本议院将禁止堕胎(This House Would Ban Abortion)”。这段视频我们起码看了二十多遍，直到几乎能背下每个人的演讲。后来在外研社组织的培训当中，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这两个我喜欢的大牛，开心地缠着人家问了好多问题。之后再在国际比赛遇到他们，他们已经记得我了，“是那个问题很多的中国辩手”。

尽管学校不给钱，我还是自己参加了很多国内国外的培训和比赛。感觉就是把自己想成少年漫画里的人物，浑身都充满了中二又热血的拼劲。渐渐的我越来越不满足在国内的辩论。于是当我大二的时候偶然有了可以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继续读本科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就报名了，心里想，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地参加欧洲高水平的比赛了。

英国辩论圈的不平等

但骨感的现实很快就给我沉重的打击。英国的辩论的机会很多，但英国辩论圈的竞争也相当激烈。我初到英国的第一个周末就去了爱丁堡大学参加爱丁堡大学公开赛。尽管搭档帮助我很多，作为全场唯一一张亚洲面孔的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最后成绩也不好。我本能地担心自己和英语作为母语的辩手相比，语速不够快，内容不够详实，辩论结构不够清晰有力。然后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我的比赛成绩一直不好，总是在出线边缘徘徊。

如果说实力上的差距我还可以接受并加油去弥补，英国辩论圈里难以言说的种族歧视就是我不能理解和忍受的。

在我来到英国的第二年，我报名竞选曼彻斯特大学辩论队的平权理事(Equity Officer)，主管社内英语作为外语的社员。对这次竞选我信心满满。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不仅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参加了几乎所有可以去的比赛，还组织了所有社内英语作为外语的社员培训。我在各亚洲社团都有认识的人，可以保证之后的宣传。我准备了长长的竞选演讲，并请朋友一遍一遍听我练习，帮我进步。但是在全员投票中，我还是输给了一个从来没参加过比赛，不认识任何英语作为外语社员的参选者。最好笑的是，他是头天晚上才突然起意要竞选。

毫无疑问的，这最终胜出的参选者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白人男子(white middle-class man)，同时兼具种族、阶级和性别“优越性”。

我几乎被这次打击打垮。

毕竟辩手都是一群自诩思想开放平等的人。我们在各个比赛高声为自由主义，为人权，为平权运动摇旗呐喊，但不平等却一直像一支轻声奏着的乐曲，一直作为背景乐反复循环着。这背景乐为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纱，把一切都分成了“你”和“他们”。你辩论着他们出的辩题，和他们的辩手唇枪舌战，试图融入他们的环境。但不管你怎么努力，你还是你，他们还是他们。

可我是如此热爱辩论，我愿意为了这份热爱继续下去。我可能无力改变现实，但至少我想为这烦人的背景乐加上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我继续努力参加培训，努力满世界跑的比赛，火车票和飞机票摞起来可能有半个人高。三年时间，我跑了二十几个国家，参加了近百场比赛。从澳亚到欧美，渐渐开始出成绩。我开始能在比赛里不断出线甚至闯入总决赛角逐冠军的位置，渐渐从“小透明”变成所谓的“前辈”，也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优秀辩手，渐渐被他们认可。我开始被邀请成为各大赛事的独立裁判甚至主裁，还参与主办了全世界第二大的赛事——欧洲大学生辩论赛。这其中的辛苦和成就感难以言说。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当时赢过我当选了平权理事的竞选者在当选两个月后就自行辞去了职务，之后再也没在辩论圈出现过。而输了之后的两个月，我在英国利兹大学公开赛里成为了首个闯入半决赛的中国人。当听到我们队伍的名字被主裁判念出来，全场响起掌声，我搭档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说“Well done. You deserve it”。我感觉到了只有竞技类活动才能给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幸福。

辩论对我的影响

辩论决定了我现在的专业和学校选择。我一直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可以把老师布置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成绩也一直很好。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学什么。学习对我来讲只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我对学习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辩论改变了这一切，让我对“社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怎样运行的”充满了探索的激情。一个简单的社会现象，背后竟然有那么多那么有意思的社会学理论。法律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社会上的位置由什么决定？为什么女人和男人会有不同的行为标准？100年以后，婚姻和家庭还会存在吗？

所以原本读英语文学的我来英国之后转读社会学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我把社会学一路读到了博士，靠的还是我辩论里培养起来的逻辑思辨思维和阅读思考能力。我还知道很多辩手因为辩论而选择了法律、经济、国际关系、国际发展、政治、科学等等专业。就像我在开头提到的，辩论给你的是在自由环境下无束缚的独立思考，你总能找到那个自己。

辩论还帮助我申请到了牛津大学。从研究生一路到博士，丰富的辩论经历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让我的个人陈述无比详实。申请动机方面，相对于编故事一样地说“我从小就喜欢这个专业”，我详细可查的辩论经历更让人信服。且申请的时候，我列出了自己感兴趣的大段理论，全是辩论上用到过的，进一步佐证了我对要申请专业的兴趣。更不用提我到牛津大学比赛过很多次，所以申请的时候对牛津大学的优势如数家珍。

和同龄人相比，我的简历也更容易突出。在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经历中，辩论总是最容易引起注意的。且在全世界各地的比赛经历也能凸显你的眼界。世界各地的比赛经历还能为你带来人脉。我的第一位辩论导师是来自牛津大学的李绳武，他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孙子。包括前文提到的Will Johns，也是来自牛津大学。这些牛津大学的牛人们在我申请的时候都根据牛津大学的喜好为我的申请资料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即使这些优秀的人没有办法为你提供直接的帮助，认识他们也是打开自己眼界，促进自己成长的好事一桩。

最后，辩手比起其他竞争者，知识面要广很多。不管是英国议会制辩论的准备15分钟演讲7分钟，还是澳亚议会制的准备半小时演讲8分钟，在不能借助网络的情况下，辩手只能靠自己的知识储备搞清辩题探讨的问题。

另外一个很多人关心的点是英语学习。我上一次考雅思是在申请研究生的时候，最后成绩是8.5分，听力阅读都是满分，口语写作都是8分。辩论对我英语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

以前读一篇英文文章只是为了学习英语，把生词记下来反复背还是会忘。但是辩论之后读文章就真正成为了要吸取文章中的知识。比如读BBC分析中东形式的新闻报道，当明白了文章思路和知识点以后，英文单词和用法的背记就变得自然，因为已经完全懂了这个单词和用法到底是什么和他们会出现的语境。

听力也是如此。当你每天都把自己强迫放入一个纯英文的辩论环境数小时，你的听力是不可能不好的。最妙的一点是，辩手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所以辩论的时候你会接触到世界各地的英语变体，习惯之后，就再不会出现“只能听懂英音/美音，听不懂别的口音的英语”的情况了。

当你看到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操着自己独特的口音流利而自信地讲着英语的时候，你还会深刻地明白，发音和腔调可以练习，但根本不重要。语言的魅力在于表达，在于沟通，在于你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明白这一点对建立敢于开口练习的自信十分重要。

最关键的一点是，辩论让我转变了对英语的学习思路。以前，英语是我学习的对象。辩论之后我才明白，英语应该是你学习的工具。

除了学业，辩论还让我见到了更大的世界，了解并理解了很多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东西，开始慢慢学会包容。包容各种社会现象，也包容各种方式的人和人的相处。

过去的八年里，我一共去了超过四十个国家，见到了无数种不同的文化。我曾经连续四年去参加世界大学生辩论赛，主办国分布非洲、欧洲、亚洲，分别是博茨瓦纳，菲律宾，德国，印度。

在博茨瓦纳，简陋的学生宿舍已经是他们能提供的最好住宿环境。我们沉默地走过街上无家可归的小孩，偷偷兜售钻石的小贩，却在努力工作的当地志愿者眼里看到比钻石还耀眼的光。在菲律宾，当地辩手们精心制作了展示菲律宾底层人民生活现状的视频，向全世界辩手呼吁，让我们“Speak for the speechless”。那种震撼到现在还留在我的心里。在德国，这个二战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大本营，我听到了对民族主义最深刻而激烈的辩论。在印度，我们坐着门窗都没有玻璃遮挡的快要报废的大巴车，驶过满街的牛和猴子和光着脚行走的人，也驶过一座座无与伦比的精美神庙。

见得多了，就开始渐渐明白自己作为辩手“观察者”的使命。要了解一种文化一个族群，就不能站在高高的地方俯瞰，而是要进入那种生活观察。而了解带来的是包容，包容不同制度下人的生活方式。

以上摘自陈曼婷的直播课《从辩手到辨者，辩论让我超越时代》。